2024年5月27-28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郑会欣教授应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校中外文明交叉科学中心、《南开史学》编辑部的邀请，为历史学院师生作“历史人物的记忆与叙述”、“民国时期的币制改革与通货膨胀”两场专题讲座。历史学院教授江沛、贺江枫、张岩、马思宇等老师以及硕博研究生50余人参加。
第一场讲座主题为“历史人物的记忆与叙述”，由历史学院贺江枫教授主持。郑老师首先由形成历史事件的潜在因素“人”谈起，论及阅读一部优秀的人物传记，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历史的重要作用，并对古代、近现代历史人物传记的特点及其分类进行详细介绍。其次，讲座中郑老师还结合个人撰写香港“船王”董浩云传记的体会，探讨了为何要写？如何撰写？以及写作中要注意的原则等问题。郑老师认为，撰写历史人物传记不是撰写纪实文学，更不是历史小说，不应虚构，凭空想象，必须遵循的原则是真实与客观。应尽可能地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避免无限拔高、为贤者讳的倾向，也不要求全责备；应尽可能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去观察，去分析，不要带有个人感情。具体写作中，还应熟悉传主的经历，阅读传主保存的资料，广泛收集资料。所有的事件、数字及人物交往均有史可依，并按学术规范，提供相应的注释和说明。要做到用传主自己的语言来记录他的行动。
随后，郑教授还分享了对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进行口述史的经验。包括其与饶公的交往、访问的计划与进展等。采访以问学、聊天的形式进行，内容以饶公的学术生涯为线索，特别注意对饶公的治学特点、学术交往、学术贡献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总结。郑老师认为记忆也是历史，更是第一手史料，根据个人记忆而保留下来的口述资料弥足形贵。讲座最后，郑老师谈到自述《陌上草青：一个历史学者的自述》，分享了其人生成长中的重要经历、撰写回忆的原因、以及写作时遵循的原则。郑老师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应该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写出来，还应将父辈、祖辈这代人的经历写下来，作为历史的记录。在写作中，要做到不虚构，不夸张，不掩饰，唯求真实；将个人与国家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力争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场景。如胡适所言“赤祼祼地呈现自己”，“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第二场讲座主题为“民国时期的币制改革与通货膨胀”，由历史学院江沛教授主持。讲座伊始，郑老师先由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政治经济局势谈起，并介绍了战前金融业的类型与特点、金融统制的初步形成、银行法规的颁布与完善等情况。在谈论到币制改革的具体问题时，不仅追溯了清末民国紊乱无章的中国币制，还分析了美国的购银政策、经济危机对中国币制改革的影响。郑老师认为，在国内，币制改革的建议早已有之，美国推行的购银政策迫使国民政府加紧实施改革。郑老师还从更深层次解读了法币为何能在全国顺利实施、币制改革与国际关系、海峡两岸对战前币制改革的评价等问题。他认为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政府尚能遵循经济规律，争取国际与国内财团的支持，制定相应的财政金融政策，致力推动币制改革，以致于在困难状况下推动国家经济的增长，并于1936年达到一个高峰，成为衡量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为后来坚持抗战奠定了基础。
郑老师还探讨了战时的财政金融政策。由于战时税源枯竭，收入骤减，财政收支失衡，赤字日益增大。加之战局不稳，人心惶惶，资金外流。国民政府财政应变措施也由平时经济体制，向战时统制经济体制转变。体现在金融政策方面，主要有管理外汇，收兑金银；健全和强化战时金融组织，集中发行货币，强化中央银行的权力等。但其后法币的发行完全没有控制，反造成通货膨胀日益严重，抗战八年货币的发行量已增加了接近400倍。
紧接着，郑老师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形势以及通货膨胀问题。由于内战重启，支出浩繁，赤字上升，财政危机日益加剧。政府为挽救危机，维持庞大的军费支出，于1948年8月19日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但结果并未缓和财政危机，反而加速了金融危机的到来与国民政府的覆灭。郑老师提出，发行金圆券的结果，实际上是用一种更大的恶性膨胀去代替前面的膨胀，本质上与贬值的法币并无二致，甚至更加恶劣。同时，采用行政命令和管理经济的手段来限制物价的上涨，是完全违背货币经济法则的，因此改革只能以失败告终。
讲座结束后，郑老师又分别与在座师生，围绕国民政府时期的废两改元、币制改革的延续性、制度设计与决策的自主性、普通民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对金融危机及通货膨胀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讲座及交流环节，均予人较大启发，使同学们受益匪浅。
（南开大学中外文明交叉科学中心供稿，曹梦真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