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上午10时，在历史学院天廷阁（127），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臧运祜做了题为《两次中日战争与近百年中日关系》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南开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长王建朗研究员主持。江沛教授、王美平教授、郭循春副教授以及30余位研究生参与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臧运祜教授简要回顾了古代朝贡体系下的中日关系，指出中日之间虽有三次时间较短的战争，但两千多年以来友好交往仍是主流，在文化上，中国一直处于高位。随后，臧教授聚焦近代中日关系，强调近代中国和日本均受到了西方冲击，被迫卷入世界近代化进程中，因此近代中日关系有别于古代，并从纵向划分了四个部分予以介绍。
第一部分（1840-1890），是近代中日关系的建立与发展。19世纪中叶，中日面临着西方冲击的共同课题，并走上了各自的近代化道路，但30余年后结局迥异。臧教授认为，清政府对于体制改革进行得不彻底，是导致两国在起跑线上便产生了差距。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中日间外交进入近代条约体系。此后日本不断展现对外扩张的野心。他指出，1873年日本因企图通过修约获得与列强同等地位的要求被拒，一直寻找机会实现这一目标。直到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签订新约才算满足。他指出，日本侵略琉球以及朝鲜，目的在于打破东亚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但是中国始终认为日本为“远忧”而掉以轻心。
第二部分（1894-1895），是甲午战争。他对甲午战争的爆发、经过、结果进行了总结后指出，甲午战争是近代中日关系的一个拐点，《马关条约》的签订展示了中日关系在条约层面开始转向不平等，中日间文化“师生”的关系自此逆转，远东格局自此开始转变。同时臧老师指出，日本在甲午战后走向了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道路，中国由于亡国灭种危机的加深，民族意识开始觉醒。
第三部分（1895-1931），是日本侵华的加剧与中日关系的恶化。臧教授首先概括了甲午战后直到“九一八事变”期间的中日关系并指出，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是其在远东地区崛起的标志，他批判了“司马辽太郎史观”，强调日本挑起甲午战争的不正义性。他从内容上具体分析了“二十一条”的危害性，指出该条约确是日本蓄谋已久的结果。
第四部分（1931-1945），是日本侵华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他对第二次中日战争的过程进行了概述，强调了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他指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侵略的第一次伟大胜利。通过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常”并由此确立了大国地位，这场战争虽然代价重，但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纽。
最后，臧教授从纵向与横向角度比较了两次中日战争，强调日本在两次战争中都以侵占中国与称霸东亚为目的，以制造事变、突然袭击为手段发动战争。中国在战争中抵抗、御侮，是以维护世界、地区和平为目的进行自卫战争。在分析两次中日战争的胜败原因时，他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持久战的确立、全民族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是中国能在第二次中日战争获胜的领导因素、战略因素、民众因素以及国际因素。
在讲座尾声，臧运祜教授强调，“和平”与“友好”对中日关系而言是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友好”既是延续在中日间2000余年的主旋律，也包括了战后两国人民对于友好交往的愿望，“和平”对于近百年来中日关系而言是来之不易的，要懂得珍惜。
（撰稿：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硕士生陈健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