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5日-11月2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受南开大学中外文明交叉科学中心和历史学院邀请，为学院硕博研究生作“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专题讲座，介绍并讨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议题。此次专题讲座共四讲，由交叉科学中心资助，亦为“文明互鉴”系列讲座之一。
专题讲座第一场的主题为“问题与史料：史料发掘／批判与史学知识”，由南开历史学院张岩副教授主持。潘光哲研究员分别从“史无定法与史学工作者的规训／训练”；“思想史问题及其研究成果与史料方向”；“基本史料与研究成果，是否实证相契或阙如可疑”三个方面进行讲授。潘老师在讲座中提醒同学们，不要一开始就限制自己的研究范围、研究视野和想象力，要养成在图书馆“阅兵”的习惯，尽可能扩张阅读的世界和阅读的空间。同时需要训练对基础材料的判断能力，不能仅靠关键词检索搜集资料，这是每位史学工作者必须要面对的训练。此外，潘老师提到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优势，在于拥有各式各样的数据库、报刊、文集、日记等史料。随着时代环境的改变，可以让我们对一些习以为常的老题目，有新的认识和诠释，并在既有的认识基础上，发挥新的创见。比如对妈祖文化的认识，对立宪派的讨论等等。最后，潘老师又以梁启超年谱和未刊书信为例，谈到了史料可信与否的问题。潘老师认为近现代史料的丰富，一方面提供了便利，但也有一定问题。因此，既要关注史料的版本问题，也需要看到史料产生的背景，将其放在整个时代的脉络中去考察。
专题讲座第二场由学院王文隆教授主持，讲座主题为“思想史、概念史研究与生活世界”。潘光哲研究员首先从“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的例证与转化谈起，介绍了王汎森先生关于章太炎、古史辨运动、以及傅斯年的研究。潘老师认为从整个章太炎研究的学术史来说，王汎森首开章太炎思想研究的风气，将其放在整个思想界的脉络里面去理解，呈现了思想史世界里一个更立体的章太炎，而不是纯粹标签化概念化的章太炎。由其形塑出来的章太炎形象成为当代研究章太炎的重要起点。同样，王汎森对傅斯年的研究，也是将其放在具体的中国现代史脉络中去诠释理解的。此外，王汎森把古史辨运动的背景放在整个晚清今古文之争的背景中去讨论，启示我们研究史学史本身，不能只注重史学内部思想的变化，也要关照到史学工作者所生活的具体世界，及其对其他思潮的吸收理解、对史学进行的改造反省、以及对史学思潮变化的带动。
但潘老师同时提醒我们，思想问题都是在具体的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因此思想世界与我们看到的思想史有相当大距离。他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命运与“五四”的“地方化”为例，论述了思想跟历史事实之间的落差。潘老师认为，可以将五四研究放在地方角度理解诠释，比如新文化新思潮是怎样向地方渗透的，五四时期的地方期刊怎样影响地方士大夫的思想世界，又反过来丰富了我们对于五四的认识。由此来看主流思想与地方回应之间的落差。另外，潘老师还以“阳明学”的传播、扭秧歌的民俗与仪式为例，诠释了思想史在精英与群众之间“降一格”与“升一格”的历史现象，以及由此得到的关于其他历史问题的启发。最后，潘老师又分别介绍了思想史、观念史与概念史的相关研究及其差异，认为应把理念放在具体的环境当中、具体的脉络里面去理解，提出应重视概念的社会含义。并以“革命”、“现代化”为例，论述了概念背后的不同社会意涵。
专题讲座第三场的主题为“新文化史与近现代史研究”，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金铮教授主持。讲座伊始，潘老师介绍了新文化史的相关研究，并引出研究视角转向的问题。潘老师首先以棒球史的研究为例，认为新文化史下的棒球史所关注的种族问题和阶级变化问题，为新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增添了对历史的丰富理解。后又以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女巫、产婆群体为例，提出新文化史是从“拯救没有历史的人”到“拯救没有人的历史” 。潘老师还介绍了新文化史研究的另一个角度，即生活史，并谈到技术革新、产业发展与近代饮食改变的具体论题。其次，潘老师又以蔡元培、梁启超为例，论及放宽“历史的视野”问题，其认为在新文化史的视野下，调整并放宽历史学的视野，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上层精英人物，比如关于他们的生活史、阅读史。随后，潘老师又讲授了新文化史研究中的历史记忆与记忆史。其认为历史书写体现了集体记忆与政治文化的形塑，集体记忆并不是单数的、惟一的记忆，而是平行共立亦且相互竞争的，复数的记忆。记忆的领域（亮点），显示的是集体记忆的凝聚所在，它可以是空间（如地区、城市、古迹），可以是国族象征（国歌、国旗），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特定节日等等。讲座最后，潘老师还谈到了理论与材料之间的融合问题，其认为史无定法，西方理论应与本土材料“融会贯通”，史学研究更应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专题讲座第四场由南开大学中外文明交叉科学中心执行主任、历史学院江沛教授主持，讲座主题为“建构‘经典’和史学实践”。潘光哲研究员主要从“‘经典’建构的可能空间：个人思想世界与思想气候的关系”和“‘史学实践’的史学”两个方面为同学们提供思考。第一部分，潘老师先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谈起，分别论其作品在哲学史、小说史研究中的位置。继而评介二者关于小说研究的不同，以及经典与个人世界、思想世界产生的关联。潘老师还介绍了萨孟武关于《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的研究，其认为这些经典一直作为我们风俗文化中不能绕开的一部分，总体上反映了很多中国社会的面相，通过现代的角度重新予以理解，可以对其有新的诠释。此外，由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潘老师进而反思个人思想世界当中的认知与信念以及所完成的学术著作，如何跟时代合拍，以及历经洗礼，依然葆有价值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对于经典建构，以及重新反省他们之所以作为经典的意涵。
潘老师同时从胡适与巴斯德，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的思考中，认识到经典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偶然。要回到史学史的整个大潮和史学实践中去看，才有可能知道知识遗产是怎样在具体时空中被创建出来的。第二部分，潘老师以美国新史学“理论旅行”的比较视野为例，介绍了美国史学界进步派史学及美国新史学的观点，即强调以社会科学研究历史。随后，潘老师提出在同样时代，现代中国史学开始重视社会科学的面向，同样不乏其人。如梁启超《新史学》中的历史意涵、章太炎关于社会科学进入历史的表达。陶孟和也认识到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都可帮助历史学家考察历史事实、提供历史解释。包括雷海宗反对政治史、战争史，或伟人史，注意平民史与文化史的论点。潘老师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前前后后的视野，我们才得知，确有一些著作的引介、翻译，象征着史学发展的转型标志，其还特别提到，新史学的实践之一便是创办《史地学报》。此外，史学实践需要史学体制与物质基础的支持。如“史学研究会”组织，《益世报·史学》《中央日报·史学副刊》《中国经济史集刊》等报刊，某种意义上，靠这种体制性的支持，才让史学实践走向了可能的方向。最后，潘老师还提醒注意，史学史不是史学流派史，也不该成为书籍史，同时不等于个人思想史或精神史。他特别提出学术研究切忌自我开山立宗，年轻学者应多读好的书评和研究综述，只有掌握新的趋势、旧的行情，加上自己对材料的熟悉，才可能提出不一样的观点，才能在未来研究中走得更远、看得更高。
至此，本系列四场讲座圆满结束。在交流互动环节，潘老师还就日记史料与人物研究；日常生活史研究；概念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怎样理解大众思想文化在历史中的定位等问题展开了细致的交流与讨论。讲座吸引了历史学院众多青年教师、硕博研究生积极参加。
（中外文明交叉科学中心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