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晚7时，“南开拜占庭学研究四十周年系列讲座”第九讲暨“文明互鉴系列讲座”（97）于线上举行。泰山学院历史学院张日元教授为广大师生带来题为《四至六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政教关系》的精彩讲座。本场讲座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郑玮副教授主持，讲座内容丰实、讲解生动，百余名校内外师生积极参与，共同聆听。
讲座伊始，郑玮老师介绍了张日元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及学术成果。随后，张老师回顾自己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学习经历，分享了求学期间的感悟与体会，表达了对陈志强老师和南开拜占庭学的深厚感情和美好愿景。
张日元老师以“君主至尊权”为中心，结合拜占庭帝国早期盛行的政治观念与具体历史事件，对4-6世纪帝国的政教关系展开讲解。在正式梳理4-6世纪君主至尊权的发展脉络之前，张老师首先抛出“中古欧洲‘政教关系’是否存在？”这一问题，启发听众重新思考“政教关系”的界定与内涵。随后，张老师引介学界对“政教关系”议题的主要论争，从而强调政教关系是4-6世纪拜占庭帝国政治生活的重要主题。张老师认为，4-6世纪是帝国政教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教关系史，事实上就是教会对“君主至尊权”的质疑和挑战史。
张日元老师指出，君主至尊权确立于君士坦丁王朝时期。希腊古典哲学思想、希腊化政治思想和尤西比乌斯对神圣君权的阐释，为君主至尊权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世俗层面，于君士坦丁一世时代获得合法宗教地位的基督教会，将君士坦丁大帝视为上帝的代理人和教会的保护人。另外，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大公会议，为君主干涉教会事务提供了现实经验和法律基础。整个四世纪，除异教皇帝朱利安的短暂统治外，帝国政治与教会政治日益交织在一起，皇帝权力保持至高地位。然而，经历三百年的发展，基督教已经形成自身独特的组织体系，也形成了灵性权力与世俗权力相互区分的观念，在尤西比乌斯的理论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君主至尊权必然会与教会的传统权力发生冲突。随着帝国君主对教会的大力扶持，教会实力逐渐壮大，开始对自身权力重新审视，对君主至尊权提出异议。君主至尊权在君士坦丁王朝确立的同时，也开始面临来自教会的挑战。
经历君士坦丁王朝的基督教会获得了大量的经济特权和司法特权，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帝国内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此背景下，塞奥多西王朝时期君主至尊权遭到严峻挑战。米兰大主教安布罗斯（Ambrose）、罗马教宗格拉修一世（Gelasius I）、君士坦丁堡牧首约翰·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等教会人士为了维护教会自身权力，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君主至尊权提出挑战。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帝国君主仍在维持君主至尊权，尽管君主至尊权在当时的政教关系中仍占主导地位并被教会所认可，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教会势力的发展和壮大，政教关系已成为拜占庭帝国重要的政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政教关系取决于某一特定时期世俗君主与教会领袖的个性。
在查士丁尼王朝时期，君主至尊权达到鼎盛。在查士丁尼一世的观念中，国家统治者既是凯撒又是教宗，将所有世俗与灵性权力聚于一身。查士丁尼一世表面上遵循“双头权力理论”，但实际上，双头权力统一于君主。查士丁尼大帝将君主至尊权发挥到极致，政教关系基本上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但是，查士丁尼一世统治下的政教和谐，是一种强力统治下的和谐，不和谐之音也暗流涌动，特别是在远离帝国政治中心的西部教会。总体而言，4-6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政教关系始终处于一种相互博弈的状态，君主至尊权不断受到挑战。
在细致讲解4-6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政教关系之后，张日元老师进一步剖析了帝国东西部“同源异流”的政教关系。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现实，帝国东西部地区的政教关系逐渐形成不同的格局。在帝国东部，形成教会与世俗君权二元一体的政教关系，君主权力最高，教会同帝国紧密相连，融为一体。在帝国西部，教会与国家相互分离，形成政教二元分立的政治权力格局，这种教会与帝国的对立，既有神学根源，也源于帝国西部君权衰落的历史现实。
最后，张日元老师简要介绍了国内近年来关于中古欧洲政教关系的研究概况。讲解结束后，主持人郑玮老师对讲座内容进行总结，参会同学就拜占庭教会与同时期西部教会的区别、教会和皇帝关系变迁的原因等问题提出疑问，张老师予以细致充分的解答。至此，“南开拜占庭学研究四十周年系列讲座”第九讲圆满落下帷幕。